石興邦：中國全景式聚落考古的開創者

　　學人小傳

石興邦先生接受記者采訪 陸航/攝

　　石興邦，著名考古學家，1923年生于陜西省耀縣。1949年考入浙江大學人類學系，攻讀碩士研究生。1950年跟隨導師夏鼐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63—1976年先后在陜西省考古研究所、陜西省博物館、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工作。1976—1984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副研究員、研究員，兼第一研究室副主任。1984年后任職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著有《西安半坡——氏族部落文化聚落的發掘研究》《半坡氏族公社》等，主編和參與編纂了《輝縣發掘報告》《中國原始文化論集》《黃帝與中國傳統文化研究》《考古學研究》和《周秦文化研究》等十多部重要學術著作。發表《陜西渭水流域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黃河流域原始社會考古研究上的若干問題》《黃河上游的父系氏族社會——齊家文化社會經濟形態的探索》《從考古學文化探討我國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問題》《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體系及有關問題》《仰韶文化彩陶紋飾的辯證發展及其源流的考察》等有影響力的論文。

　　2021年10月17日，仰韶文化發現和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代表黨中央，向全國考古工作者致以熱烈的祝賀和誠摯的問候：“100年來，幾代考古人篳路藍縷、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展現了中華文明起源、發展脈絡、燦爛成就和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為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發揮了重要作用?！?/p>

　　白壽之年的石興邦先生，是我國健在的考古學家中最年長的一位。他親歷了新中國考古事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由弱到強、走向世界發展的完整歷程，更親眼見證了新中國文物工作者思想理念從考古到文化遺產保護的轉變歷程。

　　2018年10月在成都舉行的第二屆中國考古學大會上，石興邦先生榮獲中國考古學大會終身成就獎。頒獎詞寫道：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期間，石興邦先生主要負責西安半坡遺址發掘、關中地區考古調查等田野考古工作，同時還參加了《中國史稿》第一卷和《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的編寫工作，后來又主持發掘了山西沁水下川和陜西臨潼白家村兩處重要遺址的發掘。在陜西工作期間，他重點發掘了秦咸陽、鳳翔和周原等周秦遺址和李家村、下孟村等原始文化遺存，建立了銅川耀州窯、漢陰、綏德等數十個工作站，開展了秦始皇兵馬俑一號坑的發掘研究、秦始皇陵的勘探研究等工作，完善了全省的考古體制，培養了一大批高級研究人員。

　　由于年事已高和身體原因，老先生當天未能到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孫周勇代石興邦先生領獎。

　　“能夠替石老先生領獎，很激動也很光榮?！睂O周勇說，“石老先生把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和考古學的研究方法結合起來，去解釋早期的原始社會?！段靼舶肫隆献宀柯湮幕勐涞陌l掘研究》是一部考古報告的經典之作，開創了新的考古范式?！?/p>

　　半坡遺址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黃河流域發現的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環壕聚落，其遺存豐富，揭示了距今6000多年前，一處典型的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聚落的豐富文化內涵，包括社會組織、生產生活、經濟形態、婚姻狀況、風俗習慣、文化藝術等多個方面。1958年建立的我國首座遺址博物館——西安半坡遺址博物館，就是在石老先生主持發掘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目前仍然展示著當年石興邦先生提領發掘的成果。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西安半坡遺址博物館的臺階前，立著一尊石興邦先生的半身塑像。作為西安半坡遺址發掘的主持人，他用一柄手鏟，發掘出了史前文明的秘密和未知細節。

　　難忘師恩

　　從記者第一次見到石興邦先生到多次采訪后的熟識，已經過去9年。然而，首次采訪的場景依然歷歷在目……在交談中，老先生念念不忘的是引領自己走向學術之路的諸多恩師和事業起步的工作單位。

　　那是2013年的初冬，《中國社會科學報》“大家印象”欄目計劃采訪石興邦先生，聯系好具體時間后，我們3位記者來到位于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東辦公樓二樓的一間辦公室。房間內的地面和書桌、書架上，層層疊疊堆滿書籍和資料，幾乎無立錐之地，我們只好放棄拍攝視頻的計劃，改為文字采訪。

　　“中國社會科學院是我的老家，咱們是一家人??！”剛一見到我們，老先生一把抓住我的手，充滿熱情地攀談起淵源。

　　“1949年夏鼐先生在浙江大學任教時，我讀夏先生的研究生。1950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夏鼐先生從浙江大學調往北京任副所長，我跟隨他到了考古研究所工作?！?/p>

　　“我聽說您剛開始師從吳定良先生學的人類學，后來為什么轉到夏先生的考古？”初生牛犢不怕虎，我很莽撞地問道。

　　“??！這事你都知道！看來你來采訪之前做了許多功課?！笔d邦先生用手撓了一下頭，并不介意我的唐突，拉過一旁的老式木頭辦公椅示意我坐下。

　　“陜西愣娃不知道拐彎子，我喜歡你這樣直來直去的記者。咱們坐下敞開聊聊啊……”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標志著一個舊時代的終結和一個新時代的開始。石興邦原來就讀的“中央大學”更名為“南京大學”。同年7月，還沒有領上畢業證的石興邦，以南京大學助教的身份，報考了浙江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吳定良先生的研究生。

　　“我記得去吳先生家待了兩三天，考場就設在他家客廳，考生就我一個人。導師隨手從書架上拿了一本德裔美國人類學者弗朗茨·博厄斯的著作《原始人的心智》，讓我當場翻譯第一章《種族偏見》?！?/p>

　　石興邦當時還以為這只是個測驗，所以一點都不緊張，用了大半天時間完成后，把自己帶來的論文和譯文一起交給吳先生看。吳先生看了一會兒，告訴石興邦說，“你被錄取了”。

　　“一個學生單獨在老師家的客廳考試，成了浙江大學為我國培養的第一代研究生，我很幸運！”64年過去了，談起往事，石興邦先生依然難掩興奮之情。

　　吳定良先生雖然脾氣古怪，但是同自己的學生石興邦相處融洽。石興邦跟著吳先生選修了史前史、考古學、體質人類學、統計學等幾門課程。除了統計學需要大量數學知識，感覺吃力，其他課程得心應手，尤其喜歡考古學。

　　第二學期開始，石興邦聽說同一個系的教授夏鼐先生在英國學過現代考古學，學養扎實全面，不僅掌握歷史考古學的研究方法，而且熟悉史前考古學的基礎知識。夏鼐平日待人比較隨和，大多數時間都在帶領學生搞發掘，還常組織學生實地實習，讓學生動手。石興邦怦然心動，有心改換門庭。

　　“我這一生遇到的都是好老師??！我能有今天的一點成績，都是這些恩師一步步培養提攜的結果?！闭f到這里，老人頗為感慨，眼眶都濕潤了?！澳悴恢?，我曾經差一點沒有機會成為夏鼐先生的研究生！”

　　夏鼐先生不但嚴于律己，而且要求自己的學生也要有清白的人品和實事求是的優良學風。實習發掘時，夏先生安排石興邦管理賬務。發掘結束后，賬面剩余一點零錢。石興邦閑暇時開玩笑說把這些零錢買零食吃。夏鼐先生聽到后很生氣，他操著濃重的溫州口音，低聲而嚴肅地對他說：“錢不論多少，咋樣對待它，卻是做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關乎個人道德。做考古，最重要的是不能有一點貪念?！?/p>

　　事后，石興邦誠懇地向夏先生認錯，做了檢討，表達了學習考古的決心。夏鼐先生提醒他說，“我的學生首先要做人清白！只有做人清清白白，才有可能踏實做事，嚴謹治學”。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夏鼐先生本就同吳定良先生私交甚好，經夏鼐先生通融，吳定良先生同意石興邦轉投夏鼐先生學考古。從此，“認真、無私”成為石興邦的座右銘。

　　在浙江大學，給石興邦授課者還有講授冷門金石學的沙孟海先生。讓石興邦記憶深刻的是，沙孟海先生講課語言風趣幽默，充滿激情?！氨M管只有2個學生，老先生每次都認認真真寫好講稿，發給學生后，開始講課。講到得意處，情緒激動、熱血沸騰，我倆傻瓜學生也跟著同喜同悲、沉浸其中?！?/p>

　　名師出高徒。浙江大學的研究生教育為石興邦日后從事考古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

　　初進考古所

　　石興邦記得非常清楚，1950年9月5日，是自己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報到的日子。那日，夏鼐先生身穿樸素的灰布短大衣，頭戴皺巴的布質解放帽。

　　“我當時進單位，手續并不復雜。開始，夏鼐副所長給我來信說，他給梁思永副所長說過了，同意讓我過來。聽到這個喜訊，我趕忙給梁思永先生用古文體寫了封信，同時給夏先生也寄去了一封。夏先生不幾天就回信說，寫信實在是沒有必要，趕緊來報到就是了?！?/p>

　　當時中國科學院院長是郭沫若先生，鄭振鐸是考古研究所所長，梁思永和夏鼐都是副所長。石興邦說，自己到考古所才發現，包括所長以及蘇秉琦、徐炳昶、馬得志等人，全所總共不到20人。而且，新中國的考古事業早在開國大典后不幾天就開始了。1949年底，郭寶鈞研究員已經帶隊在安陽發現了一座沒有被盜過的大墓。

　　“我還見到老一輩的尹達、侯外廬、翦伯贊、吳晗、鄧拓。他們各個做事認真，都是新中國考古事業初建的見證者?！?/p>

　　夏鼐先生做事認真、無私，對老同志十分尊重。無論對久臥在床的梁所長，還是公務繁忙、無暇過問所務的鄭振鐸、尹達兩任所長，夏鼐都注意經常向他們請示匯報，聽取他們的意見。對郭寶鈞、徐旭生、黃文弼和蘇秉琦等老先生，習慣以“郭老”“徐老”“黃老”和“蘇公”相稱，時常與他們商量所務，虛心聽取他們的意見。

　　到北京一個月后，石興邦的聘書正式下發，文件上印著“助理研究員”。第一次任務是跟著導師去河南實地考古。彼時，所內實行導師制，石興邦的導師是蘇秉琦先生，梁思永帶安志敏，夏鼐帶王仲殊，郭寶鈞帶王伯洪。梁思永先生臥病已久，大多數時間以孱弱之軀在病榻上勉力主持日常事務，夏鼐則是唯一親臨一線的考古所領導。

　　河南輝縣的考古實踐打開了石興邦的視野。夏鼐先生手把手地教大家如何辨認土色、土質，劃分土層，判定層位關系，如何測繪圖件、提取遺物、填寫表格等，還經常檢查他們的記錄，看是否及時完成、內容有無差錯。翌年4月，考古研究所為進行中原地區史前遺址的考察，同時派出兩支調查發掘團。河南省調查發掘團由夏鼐率領，成員有安志敏、王仲殊、馬得志；陜西省調查發掘團由蘇秉琦率領，成員有石興邦、王伯洪、白萬玉、鐘少林。夏鼐根據西方田野考古的工作方法和自己的工作經驗，結合中國實際，制定了一整套科學的田野發掘方法和嚴格的操作規范，這套田野發掘方法和操作規范強調認真細致，沿用至今，一直是中國考古工作者自覺遵循的法則。

　　“真者，精誠之至也?！睌荡尾稍L中，記者從石興邦先生“認真”的習慣上，仿佛看到了考古所前輩們為考古研究默默奉獻的身影……

　　1951年10月中旬至1952年2月初，夏鼐率領中國科學院湖南省調查發掘團，在長沙近郊進行古墓發掘，成員有安志敏、石興邦、王伯洪、王仲殊、陳公柔、鐘少林，以及南京博物院的宋伯胤。輝縣、長沙兩項發掘結束以后，夏鼐先生帶領石興邦等參與人員編寫的《輝縣發掘報告》和《長沙發掘報告》，是新中國成立后最早出版的兩部考古報告，也是具有樣板意義的兩部報告?！遁x縣發掘報告》部分篇章由郭寶鈞、蘇秉琦和夏鼐本人撰寫，其中大部分內容由安志敏、石興邦、王伯洪、王仲殊、馬得志和陳公柔等第一次參加田野考古的年輕學者執筆。

　　“夏鼐先生認為，編寫報告是發掘工作的繼續，也是培養青年研究人員的重要環節。通過這些工作流程的歷練，可以使大家掌握從整理原始記錄資料到器物分類排比、遺址和墓葬分期斷代，再到妥善安排適當的文字表述與必需的輔助圖表的全過程，以期實事求是地做出結論，從而構建一整套編寫報告的基本規范?！睍r間過去了70年，此情此景，石興邦記憶猶新。

　　考古訓練班

　　1952年，為了應對國家即將到來的基本建設高潮，迅速培養田野考古人才，文化部、中國科學院與北京大學聯合舉辦了“第一屆全國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對各地文物單位人員進行田野考古知識和技能的短期培訓。曾任文化部博物館處處長的裴文中教授出任班主任，授課教師有尹達、宿白、馮漢驥、李文信、裴文中、賈蘭坡等，安志敏講授“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郭寶鈞講授“殷周考古”，蘇秉琦講授“戰國秦漢考古”，白萬玉等人講授修復、照相、繪圖、測量方面的技術。最重要的基礎課“田野考古方法”由夏鼐親自講授。

　　訓練班8月開課，9月實習，10月底結業?？傮w時間分配是理論授課和考古實習各占一半。在第一屆考古訓練班的講演稿《田野考古序論》中，夏鼐開宗明義地指出：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包括古物及遺跡”，“是古代傳留下來的經過人類加過工的東西”，“田野考古是一種科學的訓練”，“是‘實踐的’，不是空論”，“實踐中重要的是親自動手”，“要求田野工作的記錄的忠實和精確，便是使之‘合于實際’”等。夏鼐先生這一至關重要的基本課程，教導考古學者深刻領會考古學的科學理念和正確方法，使大家受用終生。

　　訓練班開學后，因為夏鼐先生臨時要回老家，石興邦頂替夏鼐先生講授大部分課程。田野考古包括古代墓葬和居住遺址的發掘。根據夏先生的指導，石興邦按照夏先生的講義對各地考古工作人員重點講解基本技能，要求初學者在實踐中從辨別生土和熟土，也就是從熟練地“找邊”學起；發掘墓葬不能盲目下挖，要注意填土中的包含物；發掘遺址要開探方，根據隔梁剖面顯示的土色土質（即自然堆積）劃分地層，不能按照深度分層，而不顧文化堆積的變化，并且要隨時注意遺跡之間的平面關系等。學員們評價石興邦講課愛“嘮叨”。

　　“其實我講的沒有一句閑話，全部是實地發掘實際操作的經驗之談。這些田野經驗，是當時任何書本上都沒有刊載的?！?/p>

　　1952年至1955年，四屆考古訓練班共計培養了田野考古骨干341人。全國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將科學的發掘方法和基本設備迅速普及到全國各地，使田野考古成為中國考古研究的主流。這四屆培訓班的許多學員，成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各地田野考古的領軍人物，在新中國考古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發現“半坡”

　　在此后的多次采訪中，記者發現，“少說空話、多干實事”是石興邦先生的口頭禪。石興邦先生一生傾注心力最多的是中國史前考古研究，他對史前史及方法論、中國新石器文化體系、史前環境與生業形態考古、史前信仰與傳說考古、中國文明形成與發展的考古研究都有獨到的見解，對中國史前考古研究發揮了重要的引領作用。半坡遺址的發掘是中國考古學發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的意義不僅僅是深化了仰韶文化本身的研究，也為中國新石器考古研究建立了一個重要的模式，成為中國全景式聚落考古的重要開端。

　　1953年，石興邦帶領一支考古隊回到陜西搞發掘。北京大學的楊建芳、俞偉超也是那次來陜西實習的。第一班4個人，第二班7個人。鄒衡是第一班的學生，是由夏鼐先生輔導的。徐蘋芳、黃展岳、俞偉超等幾個人在龍首塬實習。石興邦和吳汝祚沿著浐灞兩河搜尋，發現西安東郊電廠的基建區有許多“上三代”的建筑遺址和墓葬。這是以前考古工作者一直沒有認真注意過的遺址。

　　“遺址和墓葬的地點不同?！笔d邦先生解釋說，在沒有形成“城市”之前的古代人，住的地方一般要比河床高些，既要有飲用水源，又不會鬧出水災。他們一般選擇距離河岸較近的土嶺居住，也便于農作物的灌溉。墓葬卻很難說，為了選擇一些背靠高點、前邊有盤水的“風水寶地”，有些墓地反而選擇在低洼地帶。

　　“那一天，大概是中午時分?！笔d邦回憶，自己腿困腳乏地走了不少路，就找了個土坎坐了下來，無意中發現河對面地勢比較低的土梁有一道很整齊的斷崖。按照考古者的職業習慣，這些由季節河水沖刷出來的層次比較分明的斷崖，是古代遺跡遺物的最佳觀察點。

　　石興邦急切地走到近前，發現是村民取土留下的斷崖橫切面。取過土的斷茬上邊露出許多陶器碎片，地下也散落著一些碎陶片。石興邦攀到高處，用鎬頭打了打，發現土層中遺留有許多明顯不是河水沖刷形成堆積的小石片、小陶片，層層疊疊，十分豐富。半坡這個不起眼的地方，由此走向世界……

　　次年9月，石興邦帶領第三屆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的學員，來半坡實習。

　　“我那個時候才三十冒頭兒，正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年紀，年輕人敢想敢干，沒有包袱。經過反復考慮，我覺得只有采用全方位探測大面積揭露，并以層位、層次向下發掘，所有跡象出現時均保留不動，以待全范圍揭開后，再做觀察分析，然后再根據實際情況研究下一步的發掘計劃和方法?！?/p>

　　說到這里，石興邦先生揮舞著雙手，喜不自勝。

　　正是采用了這種超?！按竽憽钡姆椒?，與過去打探溝、切成條條塊塊分割的方式大有不同，團隊最終發掘出一座保存完整的倒塌的圓形房子和一座大長方形房子的殘跡，以及其他房屋建筑遺跡。由于黃土高原氣候干燥，出土遺址跡象清晰，令人感到十分震撼。

　　這是我國第一次比較全面地揭露出的史前居住遺跡。半坡的發掘使學者們有了重新全面細致認識仰韶文化內涵的可能。

　　“遺址當時一經揭開，東西一下子都出來了，場面很大。人骨最后才陸續出現。其中，有兩座房子保存完整，其中一個倒塌后原位保存，下面也沒有壓人?！?/p>

　　“這是個圓頂房子，最頂部就好像圓錐把上邊那個‘錐’取掉了，實物部分是圓臺那個樣子，就是上邊那個‘圓’很小?！?/p>

　　“這是中國新石器考古第一次發現這么豐富的資料。通過考古推進對中華文明的認識，并非從書本到書本，亦非簡單搬運過來洋理論，而是現代人拿著手鏟和毛刷一點點揭示出遠古人類生活的場景?！?/p>

　　石興邦先生說，考古訓練班結束后，北京來的同志留下繼續工作，像俞偉超、金學山、楊建芳、張云鵬、王振江等都參加了發掘。訓練班的陜西學員也全部留下工作，他記得有王世昌、唐金裕、王玉清、杭德洲、楊正興、郝樹屏、尹紹祖、何修頤、王子華等20人?？脊抨爩]有挖到底的繼續下掘，對揭出來的遺跡進行解剖，以了解內涵及堆積。

　　“那時，由于沒有想到以后要在這里建博物館，所以將幾處很好的房址一塊塊地解剖掉了，大型房子除將兩個柱礎全部取出拿回外，將房屋架構部分都一段段地切開，將其殘塊堆到已挖過的地方，將圓形房子一片片地取下，將居住面也一層層剝開，整個房子被化整為零，使現在的參觀者再也看不到房子內部的結構和包含物了。雖然在當時那種情況下，固然是應該這樣做的，但在博物館成立后，要恢復大房子的原貌，就再也不可能了。為此，我感到非常自責！”石興邦先生遺憾不已。

　　開創考古范式

　　半坡遺址面積約5萬平方米，1954年至1957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先后進行了5次大規模發掘，發掘面積達1萬平方米。發掘報告《西安半坡》，信息量大、方位廣、研究結論富于啟發性，創立了完美的史前考古報告范本。報告的結構、主要章節內容、插圖編排、表格與附錄樣式，都是后來學者寫作的模板。報告中的遺跡與遺物線描圖，成為考古繪圖的經典之作。

　　“半坡遺址揭露面積大，參與人員眾多，田野工作時間較長，發掘組織有方。對于復雜遺跡現象的處理摸索出許多成功經驗，為大遺址發掘提供了一個范例?！敝袊鐣茖W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仁湘說，半坡的發現，有文物本體的目標意義，也有考古理論與方法的意義。

　　半坡的發掘開啟了仰韶文化分期和分型研究的開端。1959年，石興邦先生就提出了仰韶文化的類型劃分意見，表示可分為半坡類型和廟底溝類型。在王仁湘看來，這個方法還影響到后來包括龍山文化在內的其他許多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如果沒有地區類型劃分，中國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就不會有今天這樣完整的體系和清晰的脈絡。

　　地層學和類型學是田野考古的基本工作方法。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大量自然科學研究手段，包括測年方法、成分和結構分析方法、殘留物分析、航空遙感技術和模擬實驗方法等被引入考古學。石興邦在國外考察期間，先后參觀了許多與考古學有關的實驗室，并詳細了解了航測方法在考古學中的應用，在發掘現場觀看了發掘者用篩洗法提取遺物、用浮選法提取植物殘骸的過程。這些體驗對他的觸動很大，使他更加關注多學科研究在考古中的應用。

　　近年來，在眾多的考古現場：石峁遺址、周原遺址、櫟陽城遺址、太平遺址……我們可以發現，考古人員手上用來“找邊”和刮地層用的尖頭鏟、平頭鏟——這是“第一屆全國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結業時，考古研究所提供的樣品，為每位學員制成的發掘工具。隨著這套工具下發的，還有田野工作中使用的遺址和墓葬發掘記錄本、出土標本登記冊和標簽本等。全國各地文物單位隨即照樣復制，一直沿用至今。變化的只是發掘記錄和標本登記，已經用上了電腦；與此同時，世界先進的考古測繪手段、技術及設備，如全站儀（Electronic Total Station）、RTK（Real-Time Kinematic）儀器設備等，已經成為考古現場的標配。這是以石興邦為代表的那一代考古人留下的寶貴學術財富。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從事考古發掘和研究的專業機構僅有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從業人員僅僅數十人?，F在，我國各省區都建立了考古研究所（院），很多地級市也有了考古文博機構。全國的專業考古勘探人員、考古技師、文保技師、實驗員等已經達上萬人?！被仡櫷?，石興邦先生不勝感慨。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說，在考古學大會終身成就獎的評選中，獲評對象必須是健在的有杰出成就的考古學者。多年來，石興邦先生為“建立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理論與方法，建立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文化體系”，大力拓展學科的思維空間和課題視野，為中國考古學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石興邦先生的學術人生，由半坡出發，跨近史前時代，對中國史前文化整體框架和中國文明形成的研究，提出獨到的解構理論，深刻展現了中華文明起源、發展脈絡和對世界文明進步的卓越貢獻。

　　幾天前，記者去探望時，石興邦先生半躺在病床上，吃力地抬起頭，微笑著向前來探視他的朋友頷首致意?？脊艑W家從來不忌諱談論死亡?！氨厮赖娜?，要做不朽的事業！”這是石興邦先生經常給身邊親人和朋友說的話。

（圖文轉自：《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年4月6日總第238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