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從事殷墟考古和甲骨文研究半個多世紀，為考古學和古文字學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請您談談相關的學術經歷。

　　劉一曼：我的學術經歷比較簡單，1962年從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畢業以后，我與劉金山考上了中國科學院（現在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生，學制四年，導師是徐旭生先生。徐先生當時社會活動比較多，又有科研任務，沒有時間給我們講課。他就布置我們讀一些古文獻，如《左傳》等。畢業以后，我留在考古研究所工作。

　　1972年，只有安陽、洛陽和西安在進行考古發掘工作，我當時主動要求到安陽，希望到田野去鍛煉自己。1972年我到安陽，1973年參加小屯南地發掘，收獲甚豐，出土5000多片刻辭甲骨。后來我們將這些甲骨運到北京，成立甲骨整理小組進行整理。1975年到1980年出了兩冊書，1983年又出了三冊，出全了五冊《小屯南地甲骨》。1983年以后，我回安陽繼續發掘，1991年又發現一批甲骨，這就是著名的花園莊東地甲骨。后來我與曹定云共同整理這坑甲骨，到2003年，出版了《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六冊），從發掘到出書，歷經13年。此后我的工作主要就是從事甲骨文的整理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原本從事考古工作，后來為什么將主要精力轉向甲骨文研究？

　　劉一曼：這就是一個機遇吧。我們學的是田野考古，在安陽從事的也是田野發掘。1973年一個偶然的機會，農民在小屯南地村邊取土，發現了幾片有字的甲骨，報告給我們。所以，考古研究所決定在小屯村南挖掘，當時我32歲，參加了發掘。那一年的發掘，在123個灰坑（窖穴）里，有59個出土了有字甲骨。也算是有運氣，我發掘的24號坑出土甲骨最多，有1300多片，其中有字的甲骨1251片。當時我也不太懂甲骨文，因為我們在大學時古文字課上得很少。我發掘出這些甲骨文后，就被這些古代的文字吸引了，產生了興趣。

　　當時的條件非常艱苦，工作站在農村，經常停電，晚上我們就在煤油燈下一片一片地仔細觀察這些甲骨，并進行臨摹。我們拿一張薄紙放在甲骨下面，先畫出它的輪廓，如果上面有字，就按照字所在的位置，照著描在薄紙上。描完的字，有很多當時我并不認識，考古隊里有一些書，像《甲骨文編》、郭沫若的《卜辭通纂》《殷契粹編》、陳夢家的《殷墟卜辭綜述》等。我們就查這些書， 慢慢學，以此為契機，逐漸認識甲骨文了。

　　當然，如果以后不繼續整理，我也不一定研究甲骨文。后來這批甲骨都運回考古研究所了，當時歷史研究所胡厚宣先生在編輯《甲骨文合集》，他想把這批新出土的甲骨也收進去。因為是自己親手發掘的東西，我們希望自己整理，夏鼐所長也很支持，讓我們成立一個甲骨文整理小組來整理這些甲骨。通過學習、整理、出書，我逐漸對甲骨文的內容有所了解，就更喜歡甲骨文了，這樣就走上了甲骨文研究之路。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的甲骨文研究有何成果？研究方法有什么特色？

　　劉一曼：因為我是學考古的，我主要走了一條考古人研究甲骨文的道路。過去很多學中文或歷史的學者往往著重考釋文字，引經據典地從文字本身解讀，如某個字，它的甲骨文、金文、小篆分別是什么樣，它的意義怎么樣，從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方面研究。因為我們是學考古的，缺乏這方面的訓練，但我們的優勢是有科學考古出土的實物，有出土這些甲骨文的載體和遺跡狀況，便從考古學的角度來研究這些文字，研究甲骨的分期斷代?！兑笮婵脊排c甲骨學研究》的章節就是這樣安排的。書中第4章有80多個象形字、會意字。因為商代人造字，特別是象形字、會意字，是根據當時現實生活存在的事物的特征造出來的，所以我們可以根據遺跡、遺物來更好地理解這些字的構形和意義。例如我們在花園莊東地發現一個新字，是一個圓圈、周邊有三道短斜線，這是個什么字？不好解釋。在殷墟發掘的商墓中出土過幾件特殊的玉璧，婦好墓也出過一件，近圓形，邊緣有三組齒形突出，中心有圓孔，和這個字非常像，我們結合卜辭內容，將這個字釋為“璧”，認為它是牙形璧的寫照。這種看法，得到甲骨學界的認同。

　　甲骨文記錄一些祭祀方法，如伐祭、燎祭等是怎么樣的？我們通過發掘遺址，在西北崗王陵區祭祀坑就發現很多被砍下的人頭，還有單埋人頭的坑，這就是伐祭的遺跡；有些祭祀坑里有燒過的小米、麻布、器物，這就是燎祭的痕跡；還有一些肢解的痕跡。通過這些就可以很好地理解甲骨文記錄的祭祀方法。利用考古發現的遺跡、遺物研究甲骨文字也是一種有效的方法，我們能更好地理解當時人們造這些字的意義，這種方法也是別開生面的。

　　關于甲骨文分期斷代，是甲骨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的問題，在學術界有些不同的看法，我們和某些學者在某些問題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他們往往先按照字體排出類型，再分期斷代。我們認為應該以考古學的地層關系為基礎，因為甲骨也是一種埋藏于地下的文物，是通過考古發掘出土的。我們就要了解它埋藏的文化層，如果在最底下，它的時代就早，如果是壓在這一層上的，它就是晚一點的。另外，甲骨文往往埋在窖穴里，窖穴有同出的器物，比如陶器，陶器器形變化比較快，青銅器變化慢一點，考古學一般把陶器形制的變化作為斷代的一項重要標準。所以，我們可以根據地層關系、同出器物來判斷這坑甲骨是早還是晚。

　　例如，殷墟考古工作者將殷墟文化分成四期，每期陶器的形制都有些差異，我們根據每個發掘單位的地層關系和陶器形制對它進行分期。如果這個坑是武丁時期的，埋的甲骨必定是武丁時期或比武丁稍早的，它不可能是帝乙、帝辛時期的，也不可能是康丁、武乙、文丁時期的。當然晚期的坑也可能有早期、中期的遺存，但是早期的坑必定沒有晚期的遺物。我發表了一篇文章探索武丁以前的甲骨，首先從地層關系、同出陶器找到比武丁更早的坑，然后分析坑內出的甲骨文字，分析它的內容，找出比武丁早的甲骨。根據地層關系結合卜辭的內容，進行多種因素分析，這樣分期斷代才有意義。2020年，歷史研究所的常玉芝出版了一本《殷墟甲骨斷代標準評議》的專著，對100多年來殷墟甲骨斷代研究的歷史作了細致的整理，她認為先用字體分類再斷代的方法是行不通的，特別強調考古地層學在甲骨斷代研究中的至關重要作用。

　　我們從事甲骨文研究，必須高度重視相關的考古資料，如甲骨文或商代金文車字的形體。我們通過所發掘出土的車馬坑內馬車的殘跡與甲骨文、金文的車字結合起來進行對比研究，就能更好地理解車字的結構。另外，也可以反過來用甲骨文來研究遺址的分期與年代。如鄭振香老師發掘的著名的婦好墓，出土的1928件文物中青銅器有400多件，其中禮器200多件。關于此墓的年代，學界卻有不同的看法。一種看法認為，婦好墓出土的青銅器有些形制時代偏晚，例如出土的司母辛鼎與早年出土的司母戊鼎形制相近。因為于省吾曾經考證過司母戊鼎是文丁時期的，且甲骨文第一期即武丁時期和第四期武乙、文丁時期都有婦好的名字。因此一些著名的考古學者就認為婦好墓的時代應是武乙、文丁時期的。

　　另一種看法認為，盡管在兩個不同時期的甲骨文中都出現了婦好名字，可能是異代同名。這類甲骨有200多片，應該對這些甲骨卜辭的時代和內容進行探討。經過排比分析，這些學者認為卜辭中記載的婦好曾領兵打仗，主持祭祀、占卜生育等許多活動，表明她與武丁關系很密切。只有婦好墓出土的文物才能和上述卜辭相匹配。如婦好墓出土了不少兵器，其中有一對很大的銅鉞，銅鉞是軍事指揮權的象征。從而證明婦好墓應該是武丁時的墓葬，婦好是武丁的配偶。所以將甲骨文與考古資料兩者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不僅能解決甲骨文的一些問題，還能解決商代考古的一些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報》：準確解讀甲骨文既能夠解決中國上古的重要歷史問題，也能更好理解甲骨文與中華文明發展的密切關系。

　　劉一曼：是有密切關系，因為甲骨文有很多思想和文化確實體現了中華文明的傳統。比如從甲骨文造字來看，古人造字真是充滿了智慧，他能夠把事物的主要特點勾畫出來?！跋蟆焙汀奥埂倍际窍笮巫?，甲骨文突出象長長的鼻子，突出鹿的雙腳?！磅埂本褪秦i，它的肚子是肥的，尾是垂的、短的；“犬”是狗，它是瘦腹，尾巴上翹。這是整體的象形。另外有些就是抓住事物局部的特征，像牛和羊，角的方向不一樣。會意字也是這樣。就是說，我們的先民商代人造字充滿了智慧，能夠把事物主要特征很形象地概括出來，所以這是很了不起的，反映出中華民族自古就有豐富的創造力。我們的文字從甲骨文一直流傳下來，如“日”字，從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到楷書慢慢地變化，一直能夠流傳到今天。所以習近平總書記說，3000多年來，漢字結構沒有變。

　　《中國社會科學報》：這反映出中華文化一脈相承、源遠流長的歷史傳統。

　　劉一曼：甲骨文的書法，比如從我們編的《中國書法全集·甲骨文卷》中看得出，甲骨文很有美感，它的字體有的用筆方直，見棱見角、剛勁有力；有的用圓筆，彎弧形，筆道相當流暢，就是剛柔互襯。它的行款也非常優美。我們認為甲骨文不但是實用文字，有些也是具有藝術性的，它從運筆、結體還有章法都注意變化。所以說中華民族也是一個愛美的、有藝術性的民族，自古至今都是如此。

　　甲骨文里有大量的祭祀卜辭，反映出3000多年前商代人對祖先很崇敬，中華民族敬祖愛宗、慎終追遠的傳統思想從甲骨文就傳下來了?，F在很多海外的華人游子都要回國探親、尋根問祖，這種對祖先的尊敬，一直滲透到中華民族每一個人的血脈里。

　　從甲骨文到現代漢字，很重要的就是對中國的國家統一、民族融合、多民族和諧共處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中國這么廣闊，各地方言不同，但是我們都是中國人，都用中國字，大家都認同這個，這對維護國家統一都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古文字學和考古學融合研究能夠豐富對甲骨文的認識。請您談談如何更好地推進甲骨文研究發展？

　　劉一曼：怎樣繼續推進甲骨文研究發展？我覺得可以從這幾個方面進一步開展工作：一是對甲骨文材料繼續進行科學整理。以前公布的材料，有的發表拓片，有的發表摹本，有的在拓片或摹本旁加上釋文?！兑笮婊▓@莊東地甲骨》是拓片、摹本和照片（彩照）、釋文、索引五位一體發表，這書發表甲骨文是很全面的。所以，現在重新整理的這些注錄書也是采取多方位方法公布甲骨資料，不單是拓片，需要的有摹本，還有彩照，而且彩照是從不同角度拍照等。全面公布這些甲骨資料，利于人們從不同的角度來研究，有的專門研究文字，有的專門研究占卜方法，看甲骨的鉆鑿形態。這些都是比較科學的方法。二是拼合工作，還有甲骨形態學方面的研究也在加強。黃天樹教授和他的團隊除了做拼合工作，還利用形態學研究卜甲、卜骨的形態。三是對甲骨進行生物學的鑒定，過去有學者做過龜的種屬鑒定。另外有很多用牛肩胛骨進行占卜的，我曾建議他們研究到底用的是水牛還是黃牛的，牛的年齡大概是多少，這都需要運用自然科學的手段來做DNA鑒定，這對我們研究為什么用這些材料占卜有比較深刻的理解?，F在這些工作還沒做，我期望以后有學者做這樣的工作。

　　《中國社會科學報》：結合自然科學及現代科技可以更好地推動甲骨文研究科學發展。

　　劉一曼：甲骨文的工具書，像《刻辭類纂》《甲骨文字詁林》，當時做的時候沒有計算機，都是抄卡片，很慢的，包括我們做索引，都是一個字一個字地查，排卡片，很費勁?，F在都用計算機數字化了，就是利用大數據、云平臺來做，這從2016年就立項了，其中有10個子課題，通俗地說，就是“讓甲骨文插上現代科技的翅膀”。數字化很好，省去了很多過去繁復的勞動。把這些甲骨文都輸入電腦，甲骨文的考釋也都輸進去，現在查一個字，有多少詞條，有幾種不同的字形都可以很快查到。比如“翌”字有多種不同寫法和詞條，這些甲骨文原型的詞條，與現代漢字楷書的字形一一對應，檢索非常方便，現在已經有甲骨文數據庫。另外，可以用高精度照相機更好地看文字契刻的筆跡，然后進行鑒別。還有用計算機拼綴甲骨，已經做了一些，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對從事甲骨文研究工作的青年學者有哪些期望和建議？

　　劉一曼：現在研究甲骨文的人確實比過去多了，這也是一個可喜的現象。我希望他們從事這個工作，首先要加深對甲骨文的熱愛。就像習近平總書記講到的關于甲骨文意義的理解，為什么它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為什么有這么重要？理解了甲骨文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的作用，就能夠更喜歡它、熱愛它，研究就更有動力。如果你覺得這是一個任務，你就不一定產生多少熱情，而你喜歡它，你就有動力，愿意很好地鉆研，很好地學習，就容易做出成績。

　　其次，我覺得年輕同志研究甲骨文要打好基礎。比如學習文字學、文獻學、音韻學的很多知識；了解考古知識，接觸甲骨實物，這也很重要；學習商代歷史，自然科學、計算機等方面的綜合知識。這樣研究甲骨文，思路就會更開闊。

　　另外，我認為還要持之以恒。研究古文字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出成績。因為需要讀很多書，過去的書太多了，就是讀重點的書，都要花很多的時間。所以，要靜下心來好好讀書，要甘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持之以恒地去做這件事情，才會做出成績。

（圖文轉自：《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年3月25日第2375期）